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荆楚:另类受害者(上)

时间:2019-02-09 16:48    点击量:

  荆楚:另类受害者(上)

  【大纪元7月9日讯】我所说的“另类受害者”,无法用“反右”、“文革”这类限制性词汇来设定时间段,而是贯穿于整个苛政暴虐的始终。

  一

  五十余年的苛政暴虐、秦火荼毒,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罄竹难书的血泪和苦难。为了给后人留下一份珍贵的历史素材,王友琴博士倾注二十余年的心血,撰写了《文革受难者》一书。这部浸透著无数受难者斑斑血泪的史迹,令人不忍卒读。尽管如此,我想,王友琴所记录的,仅仅是冰山之一角。在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,

王友琴锲而不舍、沉稳严谨治学态度,令我肃然起敬也。

  而今天中共政权,却反其道而行之。他们胡说什么:“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”,什么“忘记过去,一切向前看”。这是他们无法面对他们所制造的罪恶的结果。因为“一个不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民族,是一个没有长进也没有出息的民族”。

  今天的中共政权,想方设法,来抹去这斑斑血迹,让人们忘记这一切,以免人们追究他们的历史罪恶。让人们经历了长期的痛苦磨难之后,变得一无所有。

  随着这些苦难亲历者的一个个飘然离世,这段历史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抢救,很有可能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。而让我们的后人,对这一切摸头不知脑。

  针对此况,国内外很多人士都为此心急,我也为之心急!前段时间,就有《中国人权论坛》成员于长厚君急切地问道:“随着受尽屈辱和磨难的地富们纷纷离世,执笔《地富反坏录》、并抢救这些历史片断的工作,已迫在眉睫”……王友琴博士倾注二十余年心血所记录的东西,正是为了解决人们的这一焦虑。她今天仍然在苦苦添写和修改的《文革受难者》一书,是一份难能可贵的、基础性的历史资料。

  二
我没有能力像王友琴博士那样锲而不舍地从事这项工作,但我可以为着手记录这一切的朋友们提供一条思路,或者说是:为这些准备作这类记录的人们、作一点拾遗补阙的工作。

  我所说的“另类受害者”,无法用“反右”、“文革”这类限制性词汇来设定时间段,而是贯穿于整个苛政暴虐的始终。也因为这类受害者不显得那么直接,所以就以“另类受难者”来笼统称呼之。限于本文的篇幅,今略举几个案例,以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。

  三

  1、鲁龙生

  笔者妹夫之兄鲁龙生,他上小学之时,课本上第一课就是“毛主席万岁”五个字。老师在讲解课文时,明明知道:这是在灌输谎言,但只能闭眼念经,来宣讲毛主席的种种“恩情”。什么“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”啦!什么“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”啦!什么“山高海深不如毛主席恩情深”啦……老师讲得唾沫横飞,大部分懵懂未开的孩子,在这种长期性的灌输下,耳濡目染,水滴石穿,在不知不觉之中,就全盘接受了“毛主席好、共产党好”的观念。

  而当年的鲁龙生,却是一个善于思考的孩子。他感到老师的讲解,与现实很不相符。于是就跟老师抗辩道:“毛主席好!毛主席好!毛主席好个屌,麦子粑粑都吃不饱!”……

  就因为这么一句话,他被老师赶出了学校。以后,任何学校都拒绝接收他这个学生。理由是“这孩子思想太反动”。他从此辍学,一辈子都没有书读,几乎成了一个文盲。

  凭着他的灵性和慧根,凭着他的善于思考,如果给予他良好的教育和启迪,说不定,能把他培养成我们国家的优秀人才。一棵人才的幼苗,就这样被掐断了。一个异常聪明灵慧的孩子,在这个控制得密不透风铁屋子里,就这样被扼杀了。

  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不幸,而是一个民族的不幸。因为这样的教育系统,其根本目的,乃是为了培养马列毛邪说的迷信者,培养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接班人,而不是为了启迪智慧,而不是为了培养人民的良善美德,而不是为了传承人类的优秀文化成果。这样的教育体系,只是传播虚假而掩盖真实的工具,只是培养奴性而泯灭良知的流水线,只是传播愚昧而扼杀灵性的大染缸……

  鲁龙生的遭遇,当然是这种苛政暴虐的受害者。

  2、陈六狗

  七十年代时兴召开“忆苦思甜”大会,我在《“处遗”随感》一文中曾说到过:一次“奇特的‘忆苦思甜’大会”——“……七O年代的一个夏夜,越城岭下万乡河滨的一个小山村,红极一时的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(以下简称“主任”,要在村里亲自主持召开一次‘忆苦思甜大会’……主任从村里挑选陈六狗,作忆苦思甜的报告,进行‘阶级斗争’教育。

  “……只见陈六狗像模像样地端坐在主席台上,将腰板挺得笔直,将‘旧社会’是如何如何的苦,说得头头是道。颇能引起台下‘贫下中农’的共鸣。主任见陈六狗的报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,也很辛苦劳累,便不住地点头嘉许,还恭恭敬敬地给陈六狗递上一杯热开水。陈六狗活了这么大把年纪,何曾承受过这般礼遇?这使他受宠若惊。

  “也就是这一宠一惊,可误了陈六狗的大事——打断了他的思路。他便问主任:‘我讲到哪里了’?主任鼓励他说:‘是请您来作忆苦思甜报告的,就继续忆那过去的苦吧’。

  “陈六狗想了一会,然后提高嗓门对台下说:‘要说苦啊,再苦再苦也没有六O年那么苦哦……’

  “主任见陈六狗说错了话题,就赶忙打断陈六狗的话柄,并提醒大家说:‘刚才是陈六狗同志记错了时间,他讲的本来是旧社会的事情的。安!亚洲杯外围盘口刀山地狱,’

  “那陈六狗一时得意忘形……便十分认真地抗辩说:‘没有错!旧社会苦是苦,没吃没喝时,还有野菜山芋吃。六零年的那种苦,苦得连野菜山芋都没得吃。六零年的苦,那才真叫苦哩!’

  “主任那张笑容可掬的脸,像变戏法似的,一转眼就变成了一个活阎王。可怜老实巴交的陈六狗,立马就倒了大霉。他从一个红极一时的典型人物,一下子跌入万丈深渊,立马就变成一个‘现行反革命’,受到了无情的批判和残酷的斗争。所幸他为人友善忠厚,村人怜惜。斗争会上,主任的凶狠批斗,没有多少人去附和,大家对他网开一面,才让他拣了一条老命。”

  我于八四年秋季参加“处遗工作队”,与同事们来到陈六狗家里,为其宣布平反。所谓“平反”,也很搞笑的。工作队写上一句:“过去加在XXX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,现予推翻,并予以平反”,然后盖上一个刻有XXX字样的红坨坨,就算完成了“平反”的任务了。至于他们受了十几或二十几年的冤屈,受了几十年的歧视压迫,有的甚至是家破人亡,就像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。

  这些人,难道不是苛政暴虐之受害者?

  3、元昌伯

  吾父之堂兄,即笔者的堂伯父,有同胞兄弟三人。伯曰元昌(小名长子),仲曰有昌(小名有仔),季曰俊昌。俊昌伯家境自保略有余,而元昌伯与有昌伯之家境却形成了很大的反差。因为在“解放”前,元昌伯勤俭持家,精于谋划。而有仔伯却因食口众多,加上他比较懒惰、农事生疏,且不善谋划,于是,常常陷入困窘之中。

  为了接济弟弟,元昌伯就一而再、再而三地“借”粮食给有昌伯度急。这样一年年的积累下来,就有了十几担稻谷的“债务”。

  元昌伯见有昌伯一家生活艰辛,也从来没有向其弟弟摧讨过“债务”。“解放”后,村里进驻了土改工作队,“摸查”了一段时间后,接着就进行了土改。

  土改工作队所依赖的对象,一般是那些相对贫困的人。越是贫困不堪的人,就越是受到土改工作队的看重。许多好吃懒做的地痞无赖,因其赤贫,于是受到土改工作队的格外垂青,马上就被提拔为农协骨干,对乡亲邻里颐指气使,并掌握著邻里乡亲的生杀予夺的大权。

  也正因为他们的无赖和无耻,而没有良心和道德上的负担,才特别能够听从土改工作队的指挥和摆布。从而对平日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乡亲邻里,最能下毒手和狠手,并把当时农村社会众望所归的乡绅往死里整——这就叫“土改积极分子”,或叫“有革命性”,或叫“阶级立场坚定”云云。

  加之元昌伯于“解放”前担任著甲长。按他的说法,主要职责是调处邻里纠纷,组织公益事业,完成征粮纳税的任务等等。他还经常念叨说:他做调处工作,常常是“赔钱善事”等等。而按土改工作队的说法,则是“反动的伪甲长”,属于被打击的对象。

  因为有昌伯生活困窘,于是受到工作队的特别关心。土改工作队员淳淳善诱,来启发诱导有昌伯曰:“只要你肯定王元昌放债给你,那十几担稻谷就不用还啦!”

  有昌伯当年也不知道厉害,只是想贪图哥哥的十几担稻谷“不用还了”的便宜。于是就供称是元昌伯放债给他的。(元昌伯后来告诉我说,那十几担谷子,他没有跟有仔伯摧讨过,但也没有说过“不要他还”的)

  更由于元昌伯精于算计,其待堂兄弟如外人。一次,笔者大伯父于青黄不接之时往借谷,元昌伯开口则曰利息多少云云。大伯父怒而转往远房借之,而远房之家却是热心帮助吾家度急。故吾伯父们对此耿耿,不太看得起他。也由于当时不知道“划阶级成分”的厉害,就抱着无所谓的态度,而懒得出面澄清事实,为其开脱。

  这样一来,元昌伯就被划成了富农。其实,村里家境好于元昌伯的人家,有好几家。

  几十年中,他受尽了歧视、迫害和屈辱。比如大队干部要干柴烤火,一个便条下来,元昌伯就得老老实实将干柴送去。否则,就会受到凶狠的批斗。从来就不管他家里是否有柴烧,也不论是天寒地冻、还是下雨下雪,更没有任何报酬。还比如各村放电影,就要元昌伯等“地富分子”抬接或抬送发电机和电影机。他们这么汗水津津的辛劳,却不许他一家人看电影。那时的发电机和电影机,都是些庞然大物,而不像现在农村的电影器械这么简便轻捷。还比如文革之中,各地屠杀地主富农成风。元昌伯一家,吓得躲进家里,整天大门不出,二门也不迈,农事荒废……

  笔者当年在大队部所在地毛兰村就读完小,常常接到干部的指令——让我捎口信或带书面通知。书面通知一般用一张小纸写成,折成“冈”字状。内写必须由元昌伯无偿完成的送物或服劳役的指令。我也不敢不捎带的,因为这是学生“政治思想品德”考评的依据。

  每次送通知,我走到元昌伯的门口,怯生生地说:“长子伯,XX让你做XX事!”自己却是低头红脸,匆匆而别。就像自己做了亏心事一样。元昌伯则在我身后大声答应曰:“好的!明天就去”,或“下午就送去”等等。

  吾父在土改时也担任了一名乡社干部,他知道这些情形。于是在晚年,常对我曰:“你有仔伯不是人啊!”

  我则反问父亲曰:“你明明知道长子伯的冤屈,却不出来指正,这与有仔伯没有多大的区别嘛?”

  吾父沉吟良久,才虚虚地说:“那个时候,我哪敢说啊!那些土改工作队,都背着盒子炮,汹得很。把他们弄毛火了,就给你戴上一个‘破坏土改’的帽子,随时都可以一枪崩了你的。再说,一个村子里,总得按上级的比例划出几个‘地富’呀。否则,任务怎么完成?”

  我说:“你不是老是说‘毛时代好’嘛!毛时代连讲句真话的权利都没有,又好在哪里呀?再说每次整人或杀人的运动,都由毛摸摸脑袋,然后确定被整或被杀的人数,从来就不管人家是否冤屈。世界上还有那个国家是这样草菅人命的?这不是恰恰证明了——毛时代的荒唐悖乱嘛!……”

  元昌伯于1991年去世,笔者堂弟为之拟一挽联曰:“恨当年勤俭持家成另类,惜晚景欲食乏得忍心头”。颇能说明元昌伯一生之艰辛屈辱。@

  (待续)(http://www.dajiyuan.com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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